赵园园：中国现代性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视角
引用本文：赵园园.中国现代性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视角[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2):9-15.
作者简介：赵园园（1983—），女，安徽巢湖人，南通市委党校基本理论和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史党建研究。
摘 要：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在规律，就必须要寻求到这一理论活动的逻辑主线。从实践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主线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从理论层面上看，中国现代性建构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因此，现代性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视角。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提供了不同的现代化方案。革命时期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种革命式的现代化方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逐渐构建出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现代性。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还在生成中。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主题就是着眼于中国道路，从各个维度尤其是价值维度，建构独特的现代性话语体系。
关键词：中国现代性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现代性建构
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现代性建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提供了不同的现代化方案。这些现代化方案并不都是契合社会现实的，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自觉地进行现代性建构的产物。
1.革命式的现代化方案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它实际上就是一种革命式的现代化方案。可以从3个方面把握革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第一，革命不是外在于现代化的，而是现代化的内在规定。革命与现代化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革命是现代化的产物，无论从内容还是手段来看，都是如此。亨廷顿曾指出，“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被迫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当中，在“挑战—回应”的模式中，中国先进分子不断寻求现代化方案。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以“现代化”为定向的。
第二，在路径上，主张以政治革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在扫清现代化障碍的问题上，思想层面的启蒙与改造、经济层面的渐进改革都没有可行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彻底抛弃传统，全盘输入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之学说，实现国民性之改造。它的自我意识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新文化运动将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但启蒙主题最终服从于救亡的政治斗争主题。近代中国首要问题是主权独立、国家自主，而不是个体自由。从启蒙、文化思想改造进入现代化的路径是绝无可能的。从外部环境（殖民化）和内部条件（民族资本家的软弱）来看，中国同样无法通过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渐进改革进入现代化。中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
第三，在内容上，有着双重的现代性诉求。一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它涉及两个方面：摆脱外来依附，实现民族独立；实现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形成单一的全国性权威。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性改造，实现思想启蒙。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一种思想启蒙纲领。也正是由于这双重的现代性诉求，中国革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2.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
实际上，从1953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基于民族立场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种种弊端，由此，选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其实践表现就是“苏联模式”）具有强烈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色彩。在经济上，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对私有制持绝对的批判立场；主张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将资本、市场经济等看成资本主义本质要素加以批判；在分配制度上，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导致的严重不平等，主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在政治上，依靠群众运动抵制官僚主义，但党和国家治理仍然是“全能主义”的，政治权力渗透到整个社会领域。此外，在政治生活中强化阶级斗争作用。在思想文化上，坚持革命理想主义，批判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等资产阶级思想和价值观，主张灵魂深处闹革命，强调精神鼓励。
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脱离生产力搞现代化建设。“脱离生产力”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囿于过去的革命思维之中，“不断革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继续革命”等话语反映了执政党思维并没有真正确立，没有把握以“技术革命”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规律。此外，依赖过去的阶级斗争、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等革命的方法搞经济建设，在“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翼中，革命手段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革命”维度被凸显，而“发展生产力”维度被弱化。二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看。无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存在夸大生产关系反作用的错误。在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其中实现工业化是主体，并且涉及国家发展的“两大转型”：从农业向工业转型，从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原本，通过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后来变成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开辟道路。实际上，这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变革（所有制改造）推进现代化的动力作用，并且没有以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为基准来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主义改造后，生产关系跑到了生产力前面了。“中国社会到底是先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然后改革旧生产关系，确立新生产关系；还是先确定新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巩固生产关系。”实践中，我们显然选择了后者，所建立的生产关系是“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超越了当时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超越了现实，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能借助于外部力量，如国家政权、政治动员等来发展。
3.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现代化角度来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并逐步建构起中国特色现代性。显然，这是一条全新的现代化建设方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表现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与西方现代化方案的双重超越：它是以社会主义为定向，但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它是以市场经济为核心要素，但又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现代性仍然在生成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建构。
二、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寻求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并在理论层面上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方案进行提炼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阶段形成的理论成果都是从不同角度回答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逐步实现对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理论建构。
1.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框架的奠定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并没有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真正结合起来。邓小平通过反思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搭建了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基本框架。
第一，明确了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时代主题论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两大基石，它们规制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初级阶段论”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中国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性质。“时代主题论”在理论上将“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结合起来，实际上承认我们仍然处在资本主义时代，中国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理性地制定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战略。
第二，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核心是生产力标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核心是以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实践”“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等政治话语，中国共产党逐步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构建现代化理论。邓小平明确了生产力标准在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并且将生产力标准具体化到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当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明确“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在生产力标准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果断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解放出来，转向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中国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战略转变。
第三，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关键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基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展开对私有制、资本、市场经济的彻底批判。中国特色现代性方案将马克思现代性的“批判维度”与“建构维度”思想结合起来，同时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中剥离出来，实现了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阐释，从而使市场经济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的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摆脱了过去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抽象否定——在制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中将资本主义所包含的“工业文明”一并抛弃。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主义，表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社会制度可以跨越，但生产力不可以跨越。
第四，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中的秩序议题。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满足双重需求：对国家权威的需求和对民主参与的需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成功推进，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秩序。稳定、秩序与权威是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初期，在制度化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邓小平通过“四项基本原则”的阐释为现代化划定了底线。在改革开放的实际过程中，中国现代化建设采取的是经济发展优先与社会稳定优先相结合的战略，既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用独特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稳妥处理着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关系。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执政党现代化的阐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仅涉及执政党建设问题，它还包括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比如三大“基本纲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发展思路在经济、政治、文化3个层面上的具体展开。在这里，笔者还是限于执政党建设来探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建构。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尤其对后发国家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方位中，以邓小平理论搭建的新中国特色现代性基本框架为基础，着眼于执政党现代化的目标，系统回答了政党在现代性构建中的作用和作为问题。
第一，解决了现代化的主体问题。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其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发动群众进行革命。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应当从现代化建设（当然，仍然包括传统的革命合法性）中不断汲取资源和力量，要通过政党的现代化来适应和推动现代化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与现代性建构有机结合起来，解决了现代化的主体问题。
第二，现代性构建要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鲜明地贯彻和表达了对唯物史观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的遵守，也是对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生产力标准在现代性建构中核心地位的坚持和发展，这让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现代性构建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现代化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先进文化是现代性的内在规定性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唯物辩证法，将重点论与两点论作为现代性构建的重要方法论，提出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点论，又要协调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政党构建现代性要坚持人民主体论。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就是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群众利益主体地位实现作为现代性构建中的根本价值选择，以改革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矢志追求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幸福。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高度一致性体现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理想追求上。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日益呈现。处理人民群众整体利益和部分利益关系成为现代性构建的难题。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出了“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的选择，这也成为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的价值根基。
3.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的理论进展
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度推进，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发展起来的“烦恼”凸显。问题主要聚焦于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如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事业落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冲突，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扭曲的政绩观与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具体表现为社会矛盾大量涌现，维稳成本被指“天价”。2003年“非典”的发生，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现代性的反思进程。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剥离后，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势以克服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实践场域中遇到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纪课题。中国共产党紧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实现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中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
第一，现代化的目的是人的现代化。“为谁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根本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述中，“人”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的“人”和“人民”概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体现在人的需要满足和能力提升上，否则就会沦为“异化的人”。“以人为本”既是对人民主体论的遵守，更是针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中出现的“工具化”“手段化”“物欲横流”等问题提出的反思性结论。“以人为本”将人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的目的，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人民权益、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作为现代性构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二，和谐是现代性的重要属性。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和谐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科学设想在中国实践的过程。革命式的现代化方案、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都非常注重构建政党与群众、人民群众内部的和谐关系。进入21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烦恼”都直接指向冲突，如消极腐败、阶层固化、贫富差距、利益冲突及群体性事件等。事实上，和谐的内涵极为丰富，但最重要的是“民生”，实践逻辑是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分享发展成果，协调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又好又快）与社会稳定的平衡。
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现代性的基本要求。通过现代性反思，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性构建必须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经济增长不能简单等同于发展，社会事业步伐严重落后经济增长的畸形发展会滋生社会动荡。以经济为中心，但不能忽视全面发展。现代化建设是“四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推进，是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同时，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理论指导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处理。事实上，200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都是建立在对发展主义、工具理性扩张、社会冲突、贫富差距、精神信仰危机等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与应对的基础之上的。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中华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3个维度阐释了新时代历史方位的重大意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探索的中国特色现代性进入到全新的建构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理论建构和话语表达，“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理论轮廓。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也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实际上发挥着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的作用。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的本根问题。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提出“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总结革命时期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得出要坚持党的领导权不动摇，用无产阶级政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代性构建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构建逻辑。一是从理论上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将党的领导上升到现代性构建“道”的高度。二是突出政治建设。强调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极端重要作用。三是提出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只有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命，才能把党建设的坚强有力，才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现代化建设）。“两个革命”理论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的大逻辑支撑。从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发挥着蓝图设计、统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作用，为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提供根本保障。
第二，“四个自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的精神指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意识是一种精神的、观念的力量，借助物质的途径可以变为实在的物质力量。中国革命中无数“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的事例，反映的就是意识的能动作用。“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需要更为磅礴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坚定“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作为现代性构建的精神指引，不断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实践表明，“四个自信”有力增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软实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第三，制度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的主轴。邓小平指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在社会主义前半程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改革基础上，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加重制度建设分量，不断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回应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难题中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要求，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重大风险挑战，为实现现代化目标提供坚强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被持续激发，制度效能得到有效释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奠定了治理基础。
诚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理论建构贡献远不止于此，并且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还在生成中。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总结与提升，尤其是对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实践进行学理提炼和价值塑造，一句话，就是对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理论建构。
中国特色现代性的理论建构涉及方方面面，但最为关键的是现代性的价值维度建构，就是探求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模式的核心价值和规范内容。在全球化时代，与西方话语相比，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是较弱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道路、中国现代性阐释不到位，尤其是价值观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就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三大思想资源，立足于现代化实践，不断挖掘和阐释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和价值观。然而，价值维度的阐释，绝不是外部注入的，而是内在生成的。中国现代化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追求富强，而是寻求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中国特色现代性的“价值维度”到底有哪些要素？它在不同层面上有着具体化的内容。在这里，主要是着眼于国家制度、发展模式等，来把握中国现代性所包涵的价值维度。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性所要建构的“价值维度”至少包括4个方面：
一是人民至上。中国特色现代性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定向，而“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寻。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继承了西方启蒙主义传统，以人类解放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超越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原则。以人类解放为核心的价值规范是内在于中国现代性的，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论面临资本、权力等何种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论面对何种价值观冲突、价值选择，始终会将“人民至上”置于价值排序表的首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这种价值排序的生动体现。以“人民至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是中国特色现代性构建的核心所在。
二是自由平等。社会主义传统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的，但这并非是否定自由，而是揭露资本主义自由的有限性和虚假性，强调并最终实现人的“真正自由”，构建“自由人联合体”。“平等”之于社会主义传统的重要性，犹如“自由”之于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性。资本主义现代性所追求的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要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就是中国人常讲的“共同富裕”。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构好凸显“自由平等”的中国特色现代性。西方自由主义者惯常运用“威权主义”“极权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等概念来定性中国道路。进入新时代，现代性价值维度建构需要直面这些问题，通过有效的话语表达来彰显中国特色现代性的自由平等的维度。
三是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之路超越了个人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类共同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类需要回答“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等世界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在经受实践检验，展现出光辉的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需要着眼于中华民族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深入阐发“天下为公”的内在价值和当代意蕴。
四是和平发展。对抗与冲突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无法克服的内在性，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殖民扩张。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强权主义的“霸道”，其起点是扩张主义，归宿点是霸权主义。中国现代性是和平主义的“王道”。以和平发展作为内在定向是中国道路所塑造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重要特征。邓小平曾明确强调：“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承诺：“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直面“挨骂”问题，要构建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国际话语权，必然要求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平文化价值观进行充分阐释和有效宣传，并对“国强必霸”“中国威胁论”等认知误读和根深蒂固偏见进行有效回应，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霸权主义等进行理直气壮地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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